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作为个体的人,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命运恰似一朵长河里的浪花,无论是他的欢唱还是他的低吟,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他不可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未来。个体发出的音符,总是淹没在宏大的主旋律之中,只可能与之谋求和谐而不可能与之违拗。同时,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形成时代洪流的涓涓细流,身处一个时代的人拥有对所处时代的发言权。
从1842年香港割让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恰恰是一个世纪。《西潮》所讲的故事,主要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情。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子,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在这一时期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这里面所包含晶莹的智慧,不知是从学问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这是著者蒋梦麟的人生经历所得,是蒋老从中国学究的私塾到西洋的自由学府,从中国古老的农村社会到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到接受革命的洗礼,从孩提到老翁的人生体验。这是一本近代史,是一本自传,也是一本回忆录。著者讲述这个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已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
故事按时间顺序铺陈开来,先写到自己童年的经历。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可塑性最大,在蒋老的孩提时代,可以发现三个关键词:教育,宗教和家庭。蒋老童年的教育来自三个方面:一,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学科的基础。二,听故事。在欣赏文化学方面奠定了基础。三,对自然的粗浅研究。这种粗浅的研究从根基上为他移接了近代科学的幼苗。宗教,是蒋老对他生活的环境里的人的一种特定情境的记忆,当时封建的神鬼观念在农村社会人们的认识中根深蒂固。后来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圣主耶稣的教会,广播基督教的福音。中国人固有的宗教信仰也开始了转变,新生事物的发展永远它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像这些传教士,他们把洋货介绍到中国,他们的传教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中国市场。这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推动的作用。然而,在古老的中国,在封建体制下,总是有人不会喜欢这些新奇的玩意,当朝的权力者绝对不会接受“众生平等”的观念,偏偏还有这么一群人,用自己的牺牲和无畏去捍卫统治者那羸弱的权利体制,逆时代而行,最终证明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的影响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中所养成的习惯,不论好坏,将来都很难根除。蒋老以后的人生道路跟这一时期家庭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 革命的脚步近了。对革命的态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初期,我认为是存在着地域差异的。1898年,康,梁的维新运动有如昙花一现。两年后,义和团又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他们仇视一切外国人,用大刀砍掉了外国人的脑袋,这当中有侵略者,也有无辜的外国传教士。他们并没有想到革命,他们是反对革命的,他们希望捍卫清廷的统治,一旦赶走外国人,他们又会去做“顺明”。翻看一下历史,机会发现,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在河北,山东一带发生的,所以我说在地域上,北方当时对革命的态度并不是坚决的。南方人对外国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们欢迎外国货,他们不觉得外国货是盗匪的起因,他们认为毛病在于清室的苛捐杂税以及官吏的腐败无能,他们要革命。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最先打开的中国沿海的门户,因此他们更先接受到革命的思想。
从学生初闹学潮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为止,其间不过八年而已。青年学生在革命浪潮中的先锋作用已然显现。这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人,从早期的西式学堂中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迅速成为中国革命最先涌现的一股浪潮。在乱世,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青年人的愿望和理想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青年人是最充满热情的,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自身以外因素左右的。任何运动中,青年人的最初动机都是美好的,只是在获取了超出自身支配的权力之后,青年人往往难受自身行为尺度的控制,利欲的膨胀,野心都会让他们采取一些错误过激的行为。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我经常会想,文革中的红卫兵,为什么就会有那样的行为和认识?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充满了激进主义,在这种追求违背正常规律的快速发展目标的背景下,青年人的价值观很容易受到影响。
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很多因素,我们往往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看到的是站在时代舞台上的角色,我会去关注舞台背后的付出者。华侨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蒋老曾经在美国留学,后来成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从他的经历中,我们会发现,那些身处异国,来自“天朝”的子孙,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装在袋子里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却慷慨地捐钱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蒋老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在清室式微的日子里,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作为一个了解西方文化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眼光的人,孙中山的确是当时的时代最需要站出来的人。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中国近代革命的兴起,发展,成功是由于一系列先知先觉,时代的巨人推波助澜的,从社会的整体层面上,是由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结果。
个人在时代里充当着角色,时代由个人来体现。《西潮》著者蒋梦麟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正是由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急湍奇涛组成的不平凡的时代。